我回村的第一天，有人當(dāng)著我的面說：
"這個老頭，怕是在**混不下去了，聽說連普通話都說不利索，這么多年，算是白去了。"
說這話的是劉老板的兒子劉志強，在鎮(zhèn)上做房地產(chǎn)，三十多歲，西裝，皮鞋，開著輛好車，說話聲音大，習(xí)慣了被人讓著。
我站在村口，聽見了，沒有說話。
他也沒有看我，就是跟旁邊的人說，說完，笑了笑，上車走了。
車開走了，揚起一點塵，落在我腳邊。
我站在那里，看著那輛車消失在村口，想了一下，繼續(xù)走。
這種話，我在紐約也聽過，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會是最后一次，聽了，不用回應(yīng)，做自己的事就好。
旁邊有幾個老人，見了我，有點不自在，其中一個是我老鄰居陳叔，他走過來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廣東話說：
"梁伯，你回來了，莫理那些人。"
我點點頭，說：
"唔緊要。"
沒關(guān)系。
廣東話，我說了六十七年，這輩子，說得最順，最自然。
普通話，我在紐約學(xué)過，能說，但說得慢，有口音，在紐約唐人街，大家說廣東話，說普通話的機會不多，慢慢就生疏了。
這不是我的錯，但在這個村里，成了別人說嘴的把柄。
我提著行李，走進(jìn)村子。
村子還是老樣子，那條青石板路，小時候我每天走，現(xiàn)在走著，腳踩上去的感覺，還是熟悉的，石板之間的縫隙，哪里寬哪里窄，我都記得。
三十年，這條路沒變，變的是走在上面的人。
我知道，接下來要發(fā)生什么事，我來之前，就想好了怎么處理。
這趟回來，不只是回來住的。
有些事，要辦。

我叫梁國輝，六十七歲，廣東臺山人，村里人叫我梁伯。
1988年，我三十歲，跟著臺山第一批出國的人，到了紐約。
那時候去紐約，落腳的地方是曼哈頓唐人街，那一片，廣東人多，臺山人更多，走在街上，能聽見家鄉(xiāng)話，聞得到腸粉的味道，初來乍到，有種奇怪的熟悉感。
我在一個老鄉(xiāng)的洗衣店幫工，學(xué)了兩年，把這門手藝摸透了，然后租了個門面，自己開了一家，叫"梁記洗衣"。
洗衣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生意，但穩(wěn)，每天送來的衣服洗干凈、熨平整、按時交還，就這么簡單，三十年，就靠這個簡單的事，我把三個孩子養(yǎng)大了。
大兒子在紐約，做餐館的；二女兒嫁到了波士頓；小兒子梁志遠(yuǎn)，在硅谷，做技術(shù)，是工程師，我不太懂他做什么，但聽說做得不錯。
我從不在人前提這些。
不是沒有值得說的，是覺得沒必要說，孩子是孩子，我是我，他們過得好，是他們自己努力來的，不是我的臉面。
老伴阿珍三年前走了，走得快，心臟的事，走之前沒受什么苦，這是不幸中的萬幸。
她走了之后，店里的事，我一個人撐著，撐了兩年，撐不太住了，才決定把店盤出去，回老家。
老家這邊，還有一個弟弟梁國安，比我小五歲，一直在村里，照著我們家的老宅，這些年，偶爾有些事，也是他幫著料理。
我回來，不只是養(yǎng)老。
我走之前，弟弟給我發(fā)了條消息，說村里有人想占我們家老宅旁邊那塊空地，說我們家沒人住，那塊地荒著可惜，想用來蓋房子。
那塊空地，是我們父親留下來的，地契在我手里，從沒有過戶給任何人。
我收到這條消息，訂了機票，回來了。

想占那塊地的，是本家的一個遠(yuǎn)親，叫梁德發(fā)，比我小十歲，在村里算是有點勢力的人，手里有幾塊地，做點小生意，在村里說話有人聽。
他的邏輯是：那塊空地，梁伯在**，幾十年沒回來，也不知道還回不回來，空著可惜，他想蓋個小倉庫，說好了以后梁伯回來，他讓地。
我弟弟梁國安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，說：
"哥，德發(fā)那邊一直在說，說你年紀(jì)大了，可能不會回來了，那塊地空著，村里說要統(tǒng)一規(guī)劃……"
"國安，"我打斷他，"那塊地的地契，你知道在哪里嗎？"
"在你手里。"
"嗯，"我說，